《金瓶梅》的两大主要版本，一个被通称为词话本，另一个被称为绣像本（因为有二百幅绣像插图）或崇祯本。后者不仅是明末一位无名评论者据以评点的底本，也是清初文人张竹坡据以评点的底本。而自从张评本出现以来，绣像本一直是最为流行的《金瓶梅》版本，以至于词话本《金瓶梅》竟至逐渐湮没无闻了。直到1932年，《金瓶梅词话》在山西发现，郑振铎以郭源新的笔名在1933年7月的《文学》杂志上发表文章《谈〈金瓶梅词话〉》，从此开始了《金瓶梅》研究的一个崭新阶段。施蛰存为1935年印行的《金瓶梅词话》所写的跋，对词话本和绣像本所作的一番比较，赞美“鄙俚”“拖沓”的词话本，贬低“文雅”“简净”的绣像本，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词话本之重新发现感到的惊喜，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代表了“五四”时期一代知识分子对于“雅与俗”“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”的一种典型态度。
这种态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欧美汉学界对《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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